一、启蒙(约1908-1918)
林风眠何时开始学画,他自己有6、7、8岁三种说法[1]。其最初的门径,是在父亲林雨农的指导下临摹《芥子园画谱》。9岁那年,他画了一幅《松鹤图》被一富户买去,从此,便有了画名。[2]这些幼时作品已不可见,但可以推测,大致是传统一路风格。但幼时的林风眠也受到另外一种熏染,那就是印有西洋画的画片。[3]在梅县中学时,他受业于美术老师梁伯聪,梁能画山水、花鸟,能诗能书,属于传统型地方画家。有研究者说,那时他也临摹过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画作的印刷品。[4]1958年,林风眠对访问者回忆过自己的学画经历,说“七、八岁开始学画,是以芥子园开头的,掌握了中国画规律,工笔(花鸟)、山水都会画,学会了中国画的科班”。[5]总的说,林风眠所受到的美术启蒙教育,主要是传统的。但没有名师传授,也算不上严格的“科班”。根据记述和后来的表现可以大体推断,他对传统绘画有初步的了解与把握,但谈不上功力和深刻,在艺术选择上尚未定型。这一点,明显区别于留法之前的徐悲鸿。
二、东西方的选择(1919-1925)
林风眠在欧洲6年,其中学法语和素描近1年,先后入在迪戎美术学院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工作室2年多,游学德国1年,再居法2年。这就是说,前3年主要受学校教育,后3年则是自由学习和创作。林风眠通过广泛的学习和独立思考,在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作了选择,确立了自己的艺术方向,画了很多情感激越的作品,形成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前3年中,林风眠在两个学校受到两个人的较大影响,一是迪戎美术学院院长杨西斯(Yancesse),二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柯罗蒙(Fernand Anne Piestre Cormon)教授。迪戎美术学院的情况,李金发曾有一段记述:
学校是在市博物馆的最高一层,设备简陋,没有经常的教授及模特儿,使人好好的学习。可说是一所工场,其腐败的样子,比中国美术学校还坏。几十个男女同学,东一堆西一堆的谈天,或描绘石膏像……校长杨细思是巴黎美术学校出身,大约正出名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使他没有发什么财。他的浮雕有一种特殊风格,比较朦胧有如图画,各大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我们在那里是虚度光阴,自己是雪亮的,总藉口到别处去,那时林风眠常常挟着粉笔画盒子到郊外去写风景,着色颇有两手,校长及同学都甚为赞赏。
大约9个月后,经杨西斯推荐,林风眠和李金发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林到柯罗蒙工作室学油画,李跟随约翰布塞学雕塑。李金发记述说:林风眠“因为语言不通”等原因,“不久就不去上课”:
我每日上午到学校去,他则到博物馆或出外写风景,大家到了十一时半总在小饭馆相会,吃得醉薰薰的回家小憩。下午则常到私营的写生室去作素描,那里有固定的模特儿,只收入场卷。……我因为天性不近图画,老是没有进步,林风眠的人体速写,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比我高明得多。但这种走马式的基本训练,究竟不能做一个大画家的。除非跟马蒂斯及毕加索等一样欺世盗名。
林风眠因为他自己格于环境,不能在学校里树立人体描绘的基础,他反而讥笑我天天在课室里下死功夫,我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对他的论调,只是一笑置之。
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是象征派,在美术上则与徐悲鸿一样是古典写实派,看重人体素描,而把远离写实、追求变形和表现的马蒂斯、毕加索视为“欺世盗名”者。他和林风眠艺术观念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艺术道路。那么,是谁影响了林风眠的选择呢?应该说,是环境、个性和杨西斯的指导。林风眠曾这样描述说:
当时我在艺术创作上完全沉迷在自然主义的框子里,在哥罗孟(即柯罗蒙)那里学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大进步。有一天杨西施特地到巴黎来看我,叫我拿作品给他看。谁知他看了很不满意,批评我学得太肤浅了。他诚恳地然而也是很严厉地对我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地学习呢?去吧!走出学校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还说“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的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这些话与李金发的记述相对照,可知林风眠在柯罗蒙工作室学习虽两年多,但由于艺术观念的变化,对古典写实画法尤其是人体的描绘没有像徐悲鸿等留学生那样专意和一贯。他用了大量时间到博物馆去临摹研究,去进行户外色彩写生和速写式人体写生训练。柯罗蒙(1845-1924年)是当时极富声誉与影响的学院派老画家,林风眠入其画室的1922年已74岁(二年后逝世)。柯罗蒙是否亲自上课或如何上课,不得而知。不喜欢学院派的杨西斯为何推荐林风眠进他的画室,是考虑到打基础的需要,还是出自林风眠个人的要求,亦不得而知。林风眠在回忆文字中虽提及他,但只表示了对杨西斯的特别感激。柯罗蒙画过东方题材的作品,如《穆罕默德之死》《卢卡王拉梵纳之死》,也画过取材于圣经和文学名著的作品,如《该隐》《耶稣举起查尔之女》等。这些作品都有严格的写实风格,却有时表现出浪漫与象征的倾向。有的研究者认为,林风眠取材于古代欧洲与埃及文明的早期作品,也有着浪漫与象征倾向,应与柯罗蒙的影响有一定关系。[6]
林风眠在巴黎的两年主要是学习,游学德国的一年(1923)则是他的第一次创作高潮。在德作品虽没留传下来,但从有关文献和图片可知其大概。朱朴编《林风眠年谱》记载说,这一年林氏创作了《柏林之醉》(亦名《柏林咖啡》《柏林咖啡屋》)《暴风雨后》(亦名《平静》《白头巾》《渔村暴风雨之后》)以及“描写希腊少女之晨舞《古舞》;描绘埃及女王思慕罗马古将、抚琴悲歌于海滨《克里阿巴之春思》;取材于雨果之咏史诗、描写法国中古血战图《罗朗》;描写黄昏白翼天女抚琴于斯芬狮《金字塔》,取材于拜伦叙事诗之作《战栗于恶魔之前》《唐又汉之决斗》等”。[7]其中6幅取材于古代欧洲、近东历史传说与文学作品这或许就是受柯罗蒙影响的例证,但也表现了青年林风眠耽于幻想的精神状态。《柏林之醉》和《暴风雨后》都取材于德国现实生活,所留图片和目睹者的记述使我们知道,[8]这两件作品大抵用写实画法,但比柯罗蒙的作品粗简、纵放得多,可以明显看到浪漫派、表现派画家的影响。李金发说林风眠没有学好人体素描,所指应就是这些作品用欧洲写实绘画的标准衡量,他有道理:用近现代绘画的标准衡量,就不算有道理了。1923年前后,北欧特别是德国表现主义绘画正在盛行,我们还没有发现林风眠接触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的记载,但在柏林一年,他不可能没有看到过表现主义的绘画展览、作品和出版物,不可能不受到表现主义思潮与氛围的感染,这种感染也许没有明显投影于1923年的作品,却在以后的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回到巴黎的1924、1925两年,林风眠又创作了许多作品。1924年5月21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上,林风眠出品最多,计有42件,其中油画14件,彩墨画28件。1925年4月,他又有数十件作品入选巴黎国际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博览会中国馆。在这两个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2米、长4.5米的油画巨作《摸索》一幅具有象征倾向的群像,描绘西方文化艺术名人荷马、耶稣、伽利略、米开朗基罗、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凡高等对世界与人生奥秘的探索。从印刷图片大略可知,这些人物多为正面,突出面部,而将衣服处理为单纯的暗色调,画法粗犷而简略,完全不计细部,是写意式、表现式的。中国《艺术评论》杂志记者杨铮在作品完成不久去访问林风眠,得知这幅人物众多、尺幅巨大的作品“仅用一整天完成,一气呵成”,大为惊叹。这样的作画速度,只能采取粗简的方法,而粗简方法最直接的借鉴是中国的写意画和西方的表现主义艺术,而不可能是古典写实主义。杨铮在寄回的报导中写道:“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荷马蹲伏地上,耶稣之沉思,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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